卢象升道：“我这就给洪承畴写信，合我二人之力，将流贼困在关中。那个时候，十万人马囤居一处，无粮可食，看他们能支撑几天，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车厢峡了。”
得到命令之后，祖宽行动得很快，他将自己的两千多关宁铁骑分成十队，每队由一位百长率领，分散出击，灵活机动，前去西安周围的各县骚扰秦军。这些关宁铁骑每个人两匹马，来去如风，到了农田之中，纵马践踏，还放火烧毁百姓房舍，农具等物。
李敢在一天之内，接连得到了七八处急报，都说有官军骑兵烧毁农田，驱赶百姓。他急忙派出骑兵前去迎战，同时报给秦王。
秦王知道，这是卢象升前来骚扰，不让百姓好好种田。更可以扰乱民心，逼得百姓迁居别处。他找来王翦张仪一商议，决定将离西安城较远的县内百姓，全部迁到西安城附近，在方圆五十里之内，广设田庄，集中耕种。这样就避免了四处受袭，无可救援的情况。
很多百姓初始不愿意，因为那些县城便是他们的家，但是官军的凶猛他们是知道的，不搬也得搬。于是许多百姓由秦军护送着，迁居到西安城附近。
集中居住与耕种也有好处，就是人多了，胆子就大，不怕官军前来骚扰。秦军又帮助这些百姓建起了围栏，将田地圈起来，以防官军骑兵冲击。
将农田护起来之后，秦王在城中逐步开始推行新政。因为只有西安一城，各种政策施实起来非常方便。告示一张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
首先施行的是保甲连坐法。
这道法十分厉害，商鞅在立定此法之时，就是要在百姓中实行军事化管理。五户一保，十户一甲，有报奸者赏，有藏奸者罚，一家报奸，十家有赏，一家藏奸，十家统罚。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外来奸细。
西安城四面受敌，立这样的法条，十分必要。
此外，因为西安经过战争，富户们逃走很多，秦王便下令将这些人的田宅分给百姓，此举极得民心。因此秦王的声望迅速扩大起来。其他县城的百姓听说了，纷纷携家带子，前来投奔，西安城内的百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。
人一多，事情就多，秦王设立了民官，专门管理这些流民。给他们分配住处，统领粮食，还因才施用，其中有工匠，马夫，书生，商人，各自因为自己的长处，而得到了发挥。工匠有木工，漆工，铁匠，泥匠等，被派去盖房子，打铁，马夫去养马，书生开始教儿童们读书，商人被派去各地买卖东西，女人们也开始织布，种菜，总之，没有人能够吃闲饭。
这样做最大的好处，是使得西安城不再像一个救济所，而像一个很大的家庭。
秦王治国，自然有其独到之处。事实上，秦国自商君变法之后，一直少有昏君，就是因为商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，保证了秦军始终走在一个正确的强国之路上，商君之法深入人心，不是一两个昏君就可以改变的。
大战之后，西安城得到了少有的喘息之机，已经过去一个月了，除了祖宽的关宁铁骑有时候来骚扰之外，没有打过仗。百姓们在城的四周开始耕种，城内也日渐繁华起来，商铺开门，买卖开张，各种物资运了进来，外地的商人们也开始来往。
而此时的官军，正在忙着对付高迎祥等人。
在明朝官员们看来，反贼久居一处，是好对付的，最头疼的就是高迎祥李自成这样的流贼，他们居无定所，来去无常，四处出击，八方攻掠。他们就像一把尖锥，明朝的疆土就像一只布口袋，锥子扎向哪里，哪里就破个洞，明军就像裁缝一样，四处补漏。
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先不管那些破洞，集中全力，对付那把锥子。只要将锥子毁去，破洞随时可以修复。
卢象升就是这样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高迎祥攻下了多少县城，掠夺了多少钱粮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高迎祥手下有多少人马，怎么消灭这些人马。
此时，他就向着这个目标坚实地迈进着。
高迎祥与罗汝才离了西安之后，向东走了五天，来到华县，与等在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会了师。
双方一见面，就展开了一场争论，李自成与张献忠都不同意和秦军这么快决裂，因为此时农民军手里，既没有多少钱粮，更缺少兵器马匹，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意思是，先倚靠着秦军的西安城，多要些物资，等到羽毛丰硬了，再与秦军翻脸，可是高迎祥这么一弄，谁也不好说话了。
毕竟杀了手下人事小，去攻人家的城，明摆着就是敌人了。
争论了一番，李自成与张献忠也只得叹息一声，不再说什么，毕竟已经这样了，再争下去没有丝毫意义。眼下最迫切的，就是决定农民军下一步的计划。
其实这个计划他们已经商议过了，就是与秦军决裂之后，他们的去向问题，只是现在时间提前了。
按着以前商定的，农民军兵分三路，高迎祥一路，李自成一路，张罗二人一路，向着三个方向进发。其最终会师地点是河南灵宝一带。